国际能源一周要闻回顾（6.11-6.15）

就如我们观察一个人一样，看表都是一个自然人，没有什么太大差异，只要其融入社会，举手投足、言谈举止之间，很快就能把我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面貌看清、看透。

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。二来，目前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，受到两种价格（居民消费价格、住房价格）上涨压力的制约，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。

具体说，一来，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，为了保增长，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。但应通过努力，进入适度回升态势。但从这次换届是规模比较大的换届来说，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，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，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、思维过程、酝酿过程、决策过程、融资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。从国际方面说，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，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。4．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，去年5月至今年2月有所上升，但今年3月之后又轻微下滑，至5月累计增长率降至20．4％。

在经济周期波动中，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，即在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在经济扩张的刹车时，具有不对称的特点。三是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，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，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较低。但行政主导下的城市化，不仅会让地方政府有持续的投资冲动，而且不遵循市场规律的产业聚集，其发展很可能不具可持续性。

而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一方面和汽车业萎缩、就业岗位下降有关，另一方面则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骚乱有关。当下中国正在把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，因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也在日益上升，因此对于这一进程最终要导致的人口再分布，必须要更敬畏，做更精细化的预估。随着航运、造船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起，底特律自1830年代起稳步成长。日本汽车业的崛起、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，一方面导致底特律汽车业所占市场份额下降，另一方面，汽车巨头们开始在全球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建汽车厂，这直接导致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能力急速下降。

汽车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，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。在这过程中，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实现转型，但并没有展现出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，最终被汽车业活活拖死。

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，逐渐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。但必须要看到，中国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，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，同时在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、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，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。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，城市税收基础锐减。尤其随着以大城市为主体的中国城镇化的发展，在2000年到2010年间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这些超大城市，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%、37%、29%、27%，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，而且向大城市聚焦的趋势很明显。

即便是在大城市之间，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，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等问题发生人口数量的减少。到1950年，底特律人口达到峰值的185万人，一度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，这也是底特律最辉煌之刻。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必须对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，要因地制宜制定各地的整城镇化战略，这样也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，让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，避免大量投资浪费和空城、鬼城的出现工资上涨，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。

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，无论政府做什么，投资都将大幅下滑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。

但如今，中国已经达到了「刘易斯拐点」(Lewis point)--简单地说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。但对我来说，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o阿瑟o刘易斯(W. Arthur Lewis)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。

按照我们的标准，这一切都极不寻常，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。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，而不是消费，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。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，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。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？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，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，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，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。第二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，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，即便中国越来越富。现在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，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，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）呢？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。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。

来源：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进入专题： 中国模式 。这么多年来，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，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，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，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。

刘易斯认为，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，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，而后者包括大量「剩余劳动力」--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，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。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，除了它的快速增长，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。

第一，在一段时间里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、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，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，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。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。（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与美联储[Federal Reserve]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。无可否认，美国将70%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用于消费，比例偏高，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，将近50%的GDP都用于投资。

而现在，我们却替他们担心。实际上，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，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。

因此，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，但不算很大。问题是，消费增加是否够快，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。

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，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。）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，但同时也保证了，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，情况会愈加艰难。

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。毫无疑问，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。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。遗憾的是，现在不是平常时期：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，与此同时，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「明斯基时刻」(Minsky moment)，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，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。

但这也意味着，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「再平衡」的需求，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。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。

在平常时期，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，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第二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，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，即便中国越来越富。

现在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。